02月04日讯TheAthleticUK德国方面著名记者蜜石独家专访了拜仁队长诺伊尔。
（以下为拜仁部分）
世界杯后你就飞回家了。
我们原定12月19日去冰岛度假，之前我们没时间。第一天，我坐在家里感觉糟透了。我坐不住了，一开始我也不想看比赛，然后我受不了了。
所以我在第一天跑了10公里，第二天又跑了10公里。我注意到：这给了我动力。哪个门将连续两天跑10公里？只有白痴才会那样做，我不认识这样的人。我年轻的时候有个外号叫“亢奋哥”，因为我总是忙个不停。骑自行车，打网球，我喜欢户外运动，需要接触大自然。我就是这样找到平衡的。
感性来说，被淘汰我实在是不太能接受，精神层面也受到了伤害。我意识到：‘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治疗。’其他人会找心理学家或知己聊天，我则会去跑步。
第三天，我去远足，第四天和我最亲密的朋友去滑雪旅行。我已经滑雪30多年了。这对我来说不是假日活动，就像去面包店一样。我们去了当地的山上，离这里很近。你爬上斜坡，然后滑下去。我们称之为“Schwabenrunde”(斯瓦比亚圆)，因为你不用为滑雪缆车付钱。
所以，就这样受伤的？
积雪下面有东西挡住了我。我的速度大概是每小时10到12公里，这不像去(奥地利滑雪派对举办地)Ischgl或Solden，在那里你会在小屋里喝几杯杏杜松子酒，然后从山上跑下来。
当时我在的是我们当地的一座山，这是一次训练，一次身心的重置。我在这条滑雪道上滑过无数次了，甚至一个人，通常这就是很小儿科的滑雪经历。
当腿骨折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首先，我希望不是很严重。我没有祈祷，但我开始骗自己：‘没那么糟，也不是什么大事。’
有些人能更好地应对疼痛，而那些从未经历过疼痛的人可能会觉得更难。因为我在拜仁踢过很多比赛，所以我的阈值很高，我一直都是清醒的。我的朋友们都很惊讶，当事情变得如此糟糕时。他们知道有些事情不对劲，但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你害怕你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吗？
没害怕过。当我知道可以手术恢复的时候，就没什么好担心的。我现在对医学有了一点了解，你要告诉周围的人发生了什么，你需要手术。我非常激动，这真的让我很感动。
你打电话给他们，对方说：‘别拿我开涮，你在哪里？有人在背后说话吗？’我说：‘是的，这些就是医生。’
然后我就不能再说话了。我喉咙哽咽，眼泪直往下流。我只是喃喃地说：‘叫队医来。’当我伤害身边的人时，我很难受，我应付不了这些。
有没有一种“我让球队和俱乐部失望了”的感觉？或者“他们现在不得不放弃我了？”
是的。不是在进急诊室后马上就感到这些，而是在手术后。我在WhatsApp群里发了张照片并道歉，我还打电话给管理层，向他们道歉，说对不起。我不是一个会躲起来的懦夫。我向他们解释了一切，包括背景。
管理层的反应呢？
他们震惊了。起初谁也说不出话来，也许这就是他们对我有点保守的原因，我能理解。世界杯结束后，俱乐部也很难应对球员们的失望情绪。
那你内疚吗？
从某种程度上，我的受伤给他们平添了很多额外的工作，我可能伤害了球队，是的。我不想那样。当乌尔赖希表现出色时，我是最开心的人，他顶替我的时候总是这样。当索默加盟的时候，我告诉萨利们我对此没有任何问题。
我认为我们有两个出色的门将是件好事，而且我善于团队合作，在拜仁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格局比较大，不只是想到我自己和我的痛苦等等。我有一个假期，我有一个工作，是球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俱乐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希望俱乐部和球队尽可能地成功。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可奥利弗-卡恩说他对你对索默转会的“反思”反应感到惊讶。
我认识扬很长时间了，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也是个好门将，所以俱乐部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对我来说有人在身边，我不用担心，这很重要。
不过，乌尔赖希也会做得很出色。但对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反应，这就是我。当球队和俱乐部成功时，我们都受益。甚至是我，拄着拐杖坐在家里，我也能受益。
索默的转会是一回事。但是说长期执教你的托尼-塔帕洛维奇的下课是完全不同的，对吗？
那对我打击很大。
谁告知的你？
俱乐部官员告诉我的，就莫名其妙地通知了我。托尼的事情也是，我一点也不明白。它真的把我打倒了。
你们既是亲密的朋友，也是长期的合作者，所以更困难。
托尼一直是我们团队的一员，每个人都这么认为。他不是为我工作了11年半，而是为整个门将团队，为教练组和俱乐部工作。
我们总是能够把工作和私人生活分开。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不客观或不可信，但我真的能看出区别。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打击——当时我已经倒在地上了。我觉得我的心都要被掏出来了，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经历过的最残酷的事情。
例如2011年，当你从沙尔克转会到慕尼黑时，沙尔克的球迷咒骂你，拜仁的一些球星也不想要你。
那次也很残忍，但我现在脸皮更厚了，可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完全是另一个层面的东西。我们守门员组的每个人都被撕成了碎片，人们泪流满面。
相关阅读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