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引子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重申了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系列重要讲话，将改革开放推向了新阶段。
借着这股东风，中国足球也在酝酿着职业化改革的方案。
不过促使中国足球向职业化转变，还有一个更具体的事件。1992年徐根宝率领国奥队冲击奥运会，在末轮打平就能出线的情况下，中国国奥队开场10分钟被韩国国奥连进三球。后来徐根宝在自传里回忆说，体育领域的领导人宽慰他，兵败吉隆坡坏事变好事，正好坚定了中国足球走职业化道路的决心。
实际上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成型之前，中国人已经感受到了职业足球联赛的魅力。1989年起，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意甲联赛集锦节目。1992年央视更进一步，对意甲进行了录播。两年后，更是开创了直播意甲的先河。
意甲老球迷也许还记得，1992-1993赛季当时的中下游球队亚特兰大成为了一匹黑马。带领亚特兰大拿下当赛季意甲第8名的教练，正是日后广州恒大的主教练里皮。里皮凭借着在亚特兰大的成功，两年后就入主了意甲豪门尤文图斯。
也许是因为徐根宝上海人的身份，沪上媒体对于他兵败吉隆坡引出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故事乐此不疲，并坚定表示，1993年成立由徐根宝挂帅的上海申花，是中国第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
实际上早在1992年年底，作为首都的北京就已经嗅到了足球改革的风向。当年12月29日，北京市体委、先农坛运动技术学校和北京国安实业发展总公司三方合作，成立了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
第一届甲A联赛要到1994年才开始，北京国安成立的时间，比中国职业联赛早了整整一年多。
02
口号
到今天为止，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成立了整整三十周年。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北京国安都是中国职业足球历史上最成功的俱乐部之一。
抛开足球之外的因素，北京国安常被人奚落的原因之一，就是那句“国安永远争第一”的口号，与只有一个联赛冠军现实之间的反差。
其实这句被国安球迷津津乐道，又被外地球迷嘲讽的口号，来得有些偶然。
1995年年初，时任北京国安主教练金志扬向时任俱乐部董事长王军汇报工作，提出了“保六争三”的赛季目标。对于职业化首个赛季拿到联赛第八的北京国安来说，这是一个切实的目标。
没想到董事长王军对此并不满意，只不过王军不满意的并非具体的赛季目标，而是认为北京国安俱乐部上下都缺少了对冠军的渴望。
“我们要有高标准，要有争冠的志气，今年不行明年，五年不行十年，但‘国安永远争第一’！”
换句话说，“永远争第一”从来不是北京国安的具体目标，而是代表一种敢于争先的态度。
后来在工体的新闻发布会上，金志扬向媒体转达了董事长的意思，从此“国安永远争第一”的口号不胫而走。那个赛季北京国安夺得联赛亚军，赛季结束后，副董事长李士林拍板，将这句口号定为了北京国安俱乐部的精神内核。
甚至后来北京国安实业发展总公司改组为中信国安集团后，“永远争第一”还成为了中信国安集团的口号。母公司引用子公司的口号，这并不多见。
“国安永远争第一”的口号，虽然只是时任俱乐部董事长王军的一时之语，但这句话成为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精神内核，又有其必然性。
北京国安是北京人的球队，但北京人绝不只是户籍意义上的北京人。作为首都的北京，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1949年建国时，北京市人口仅有203万，全国也不过5亿人。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全国人口已经突破14亿，只翻了不到3倍，而北京市的户籍人口翻了6倍、常住总人口翻了10倍。
从军人到商旅，从学生到白领，从流水线上的工人到奔走在街头的外卖员，不管来自哪里、从事什么行业，也不管是否有身份证“110”的认证，只要对这座城市充满热爱，不甘于生命的平庸，都会被北京所接纳。某种意义上，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生活是不容易的，甚至是残酷的。但也正是这种竞争，让拼搏向上、勇于争先成为了首都北京骨子里的一种气质。
作为北京的足球俱乐部，北京国安自然受这种气质感染，更要在足球场上承担起这样的精神内核。
在北京国安效力了7年的外援马季奇，被北京球迷称为“马五爷”。世界各地的球迷，都喜欢对于球队忠诚的球员。然而作为场上不够出彩的防守型后腰，往往是不被重视，很难获得高人气的，偏偏马季奇在北京受欢迎的程度非同一般。“马五爷”在京城的知名度，是靠着自己在球场上一场场拼出来的，北京人喜欢拼劲儿十足的球员。
有一年国安的澳洲外援前锋乔尔·格里菲斯，在比赛中一路从对方禁区回追防守到了本方禁区。主教练洪元硕在队内点名表扬了他，称之为“乔尔精神”，各大京城媒体也反反复复播放这个片段。哪怕多年后乔尔成为了“蓝血人”，但提起他在场上的拼劲儿，没有北京球迷不竖大拇指。
2021年因亚冠与中超赛程冲突，北京国安派出预备队征战亚冠联赛。面对亚冠赛场上的强敌，北京国安预备队的小伙子们虽然技战术方面存在不小差距，但却拼出了年轻人的气势。因此虽然不乏大比分失利的场次，可国安球迷对这些年轻人都很满意。
03
规律
2022年，歌手任贤齐因参加某综艺节目再度翻红，实际上早在1997年，他就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彼时，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里，无不播放着这首歌。
然而那一年，北京足坛却上演着“心太硬”。
1995赛季，原本制定了“保六争三”目标的北京国安，在主教练金志扬的带领下三军用命，最终拿下了联赛亚军，还拿下了联赛最快进步奖。随后1996、1997赛季，北京国安连续拿下足协杯冠军。
随着球队成绩不断变好，北京国安的球员也成为了转会市场上的香饽饽。1997年，前卫寰岛以数倍于北京国安的薪资，挖走了国安当家射手高峰。高峰签约前卫寰岛的签字费，就超出了在北京国安的全年收入。
高峰13岁就入选了辽宁少年队，但之后却意外落选辽宁青年队。时任北京青年队教练，2009年带领北京国安拿下中超联赛冠军的洪元硕，闻后前后去了高峰家8次，才说动高峰父母同意孩子背井离乡加盟北京青年队。
为了不让高峰离开北京，很多北京球迷自发签名，还有球迷编写了一套快板词，希望以感情牌留住这匹快马。高峰直言，“人总得讲点情义，如果只是为了钱，我早就走了。而且提出转会后，俱乐部也没怎么挽留。”
那两年离开国安的不止高峰，高洪波、谢峰、曹限东都先后远走异地。由此，北京国安开启了18棵青松时代，以及之后球队的第一次新老交替。
当年北京国安高层从未解释过，为何放这批老将离队。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批离开国安的球员，都拿到了高于在北京的年薪。
也许2002年开始担任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董事长的罗宁，口中长提的那句“要符合市场规律”，可以解释当年的一切。“市场规律”未必能让足球俱乐部成功，但肯定可以让俱乐部更加稳定。签下高峰的前卫寰岛，已经消散在了中国职业足球的长河中，北京国安尽管也几经低谷，但迎来了自己的而立之年。
不管是罗宁上任之前，还是罗宁掌舵国安的15年，抑或中赫时代，北京国安从来不是中国顶级足球联赛中投入最多的俱乐部。知名足球评论员西蒙·库珀在《足球经济学》一书中写到，“足球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生意，很少有足球俱乐部能够通过这门生意盈利。他们更像博物馆，是那种提供公共服务，同时具备一定清偿能力的组织。”
正因为世界顶级俱乐部都很难盈利，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想要长久稳定地生存下去，更需要量入为出和长久的规划。
罗宁口中的“市场规律”，是说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不应该以过高的溢价购买内外援，但不以高昂的溢价买人，不代表一定买不到合适的球员。
当年威震京城的三杆洋枪，都是性价比极高的转会案例。2009年租借加盟北京国安，帮助球队拿下联赛冠军的乔尔·格里菲斯，2010年正式转会加盟国安的费用不过35万美元。2014年加盟北京国安的巴塔拉，转会费为350万欧元，不过两年后巴塔拉转会离队，国安又赚回了180万欧元。2016年顶替巴塔拉的球队核心奥古斯托，顶着巴甲MVP的头衔，转会费也只是800万欧元。2018年北京国安以1100万欧元买入西班牙边缘国脚比埃拉，同样没有付出高溢价。
04
死磕
尽管C罗和鲁尼如今已经“裂穴”，但当年C罗在赛场上，也曾为鲁尼出过头。
2005年夏天，开启亚洲行的曼联到访北京，与北京国安打了一场商业赛。那场比赛里，北京国安球员杨璞与C罗发生过一次冲突。其实原本杨璞防守的对象是鲁尼，可在裁判鸣哨后，C罗走到杨璞背后，拍了杨璞的后脑勺一下。杨璞也不示弱，转过身来就跟C罗互喷了起来。
赛后C罗接受采访时表示，北京国安的8号球员（杨璞）让他印象深刻。“不过我当时只是摸了摸他的头，告诉他冷静点。因为他抬腿过高，那样很容易弄伤鲁尼，甚至影响鲁尼的职业生涯。”
那场比赛场面火爆，双方动作都不算小，这在商业比赛里很少见。在与曼联比赛之前，北京国安刚刚与皇马结束了一场友谊赛，那场比赛尽显商业友谊赛“友谊”的一面，国安以2-3的比分惜败。虽然与曼联的比赛没那么和谐，最终还输了0-3，但北京国安上下对曼联的评价却很高。
“曼联这是认真对待我们，全身心投入比赛。他们这种整体打法就是教科书般的，踢这样的比赛太过瘾了！皇马那场的比分虽然更好看，但很明显皇马不太在意比赛本身，就是走个过场。”赛后北京国安球员在接受采访时说。
别看杨璞在场上跟C罗龃龉了几句，但多年以后在参加节目，被问及那道“选梅还是选罗”的送命题时，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C罗。“我个人选C罗，我觉得C罗更有领袖气质，而且他在国家队能带动队友。梅西可能还是在巴萨整个体系更好一点，他在国家队就差了些。”
当时主持人为了调动气氛，还调侃道：“那会儿您可是踢过世界杯的球员了，C罗那时候还没踢过呢。”
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国男足首次闯入了世界杯决赛圈。那支国家队23人大名单中，徐云龙、邵佳一、杨璞3人出自北京国安，如果再算上从国安留洋德甲的杨晨，北京国安一共贡献了4人。
20年后的卡塔尔世界杯，日本队在小组赛中先后赢下德国、西班牙，被中国球迷誉为“亚洲之光”。2002年参加韩日世界杯的那支中国男足，虽然没有完成“进一球、拿一分、赢一场”的目标，却也曾是国人的希望。
当时在对阵巴西的小组赛中，除了肇俊哲击中门柱让人印象深刻外，中国队队内表现最高光的就是徐云龙了。铲断罗纳尔多、人球分过卡洛斯、数次单防德尼尔森，当年23岁的徐云龙，初登世界杯却表现得毫不怯场，他是那场比赛中国队队内评分最高的球员。
杨璞后来说，当时参加世界杯的这批人，只有孙继海毫不怯场，剩下的人或多或少都会紧张。可在赛场上，徐云龙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在享受，享受这样高水平的对抗和竞技。多年以后，当徐云龙在与中超新班霸广州恒大的边锋穆里奇较量后，下场只说了一句话。“恒大11号确实不错，跟他对抗，过瘾！”
不管是杨璞还是徐云龙，身上都有种北京人“混不吝”的劲儿，甭管碰见名气多大、实力多强的对手，一概不怵。其实不只是他们，很多国安球员身上，都有这股劲儿。
随着北京球迷文化的不断发展，国安球员身上的“混不吝”，逐渐成为了球迷口中的“跟丫死磕”。凭借着场上11人和开台上数万球迷“跟丫死磕”的劲头，北京国安在主场工体历来遇强则强，从不畏惧实力强大的对手。
广州恒大冲上中超后，立刻实现了连冠，但即使里皮接手后，也从未在工体击败过北京国安。2013年5月，里皮接手恒大近一年，原本他想在客场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中实现零的突破。赛前里皮对媒体说：“我知道恒大队还没有在工体赢过球，也知道北京国安的主场是魔鬼主场，但凡事都有第一次。”
可惜依靠着2.6倍身价优势的阵容，以及5倍的赢球奖金，那场比赛恒大依然没能取胜。直到2013年底，广州恒大才在足协杯半决赛首回合中，打破了20年工体不胜的记录。
即使恒大打破了工体不胜的魔咒，身处工体的国安依然是他们最难缠的对手。至今，北京国安都是唯一一支同期广州队从没在联赛中双杀过的球队。2017年德国教练施密特接过北京国安帅印，在首秀中就带领北京国安以2：0的比分完胜广州恒大。那场比赛让球迷欣喜的不是比分，而是北京国安令人耳目一新的高位压迫战术。
05
谣言
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北京在国际体育文化交流领域，自然也是排头兵。从1994年开始，嗅到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风向的欧美豪门纷纷来华访问，北京成为了他们的首选之地，北京国安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们的对手。
面对AC米兰、阿森纳、桑普多利亚、弗拉门戈这些国际足坛数得着的球队，北京国安靠着一股“混不吝”、“跟丫死磕”的劲头都赢了下来，当然其中可能也不乏一些主场哨的因素。
1996年，另一位广州恒大前主帅斯科拉里带领格雷米奥来华，最终2：3不敌北京国安。赛后斯科拉里极为不满，对媒体表示：“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强队都在这里输了球。如果你们只靠裁判获得胜利，那么我相信你们永远没有机会进世界杯决赛圈，永远没有！”
然而这股欧美球队访华热潮，在1996年马拉多纳带领博卡青年2:1战胜北京国安后逐渐褪去。欧美球队不来了，谣言却留了下来。在北京国安与博卡青年的友谊赛结束后，不知是哪里传来的消息，说北京国安看上了博卡青年队内的新星贝隆。
北京国安的老对手上海申花，历来也是被谣言中伤的大户。2000年之后，国内忽然传起了舍甫琴科1996年曾试训申花，最终被徐根宝婉拒的谣言，其中还引用了徐根宝对舍甫琴科的评价，“技术一般、速度不突出、身体不强壮、意识也不好”。这个谣言有多个版本，有好事者为了增强可信性，将徐根宝换成了申花史上第一位外籍主教练斯托伊科夫，称1997年其带领申花前往东欧地区热身，最终婉拒了对方推荐来的舍甫琴科。
其实这种谣言丝毫禁不起推敲，1995/1996赛季舍甫琴科已经成为乌克兰基辅迪纳摩俱乐部的绝对主力，1997年他已经在欧冠联赛大杀四方攻陷诺坎普，这样的球员怎么可能会被推荐给中国球队？1999年舍甫琴科加盟AC米兰时转会费已经高达2600万美元。
之所以国内媒体在2000年之后传起了这则谣言，是因为2000年徐根宝出版了一本名为《风雨六载》的自传。在这本书中他曾为1996年错过一名乌克兰球员感到惋惜，当时一支乌克兰联队访华，队内的7号球员表现惹眼，徐根宝很是看好，可因为高昂的工资和转会费，只能遗憾错过。
正是根据这段描述，好事者为了流量杜撰了谣言。因为舍甫琴科后来也常年穿7号球衣，可其实在1996、1997年，舍甫琴科作为基辅迪纳摩队的正印中锋，始终穿的是9号、10号球衣，从未穿过7号。此外，徐根宝在书中明确写到，这名乌克兰球员身高并不高，只有1.7米，却壮得像小牛。这样的体型，与身材略纤细、身高达到1.83米的舍甫琴科也完全不符。
这样的低级谣言能够大规模流传，是因为真正关心中国足球发展的人并不多，多的是借中国足球这个载体，抒发自己或正面或负面情绪的人。
实际上不管是二十多年前还是现在，足球领域的谣言都曾不出穷。究其本质，造中国足球的谣，既安全又有流量，只要能昧下良心，逮住中国足球这一只羊薅羊毛准没错。这只羊不健康，当然不只是薅羊毛的错，可哪怕是只能进圈的健康羊，这么薅下去，也早晚有一天要倒下。
2022赛季足协杯的比赛中，北京国安不敌第四级联赛球队泾川文汇。尽管北京国安是以年轻人为主的轮换阵容出战，但败给业余球队，无论从哪个层面都说不过去。泾川文汇配得上任何赞美，这样的逆袭故事也足够让人热血沸腾。然而比赛结束两天后，社交媒体上的风向变了，各种谣言层出不穷。尽管泾川文汇的球员一再辟谣，表示队内都是有职业背景的球员，没什么体育老师、出租司机、文具店老板，却毫无用处。
人们并不在乎这种谣言实际上也是对泾川文汇的不尊重，他们在意的只是通过谣言夸大反差，以此奚落中国职业足球。
更有甚者，造谣北京国安踢假球、赛后向中国足协投诉泾川文汇。谣言过后，受伤的只有中国足球本身。
06
江湖
“中国足协就在北京，但我连他们的办公楼都没进过。”罗宁面对媒体不止一次这样说过。
1999年甲A联赛最后一轮，辽足做客工人体育场，只要他们能够战胜北京国安，就能夺得甲A联赛冠军。可是顽强的北京国安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1:1战平了辽足，“帮助”山东泰山首次夺得职业联赛冠军。
可国安上下关心的并不是谁能夺冠，所有人想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踢好自己的比赛，与他人无关。江湖上的人情世故，从不会掀起京城的波澜，北京国安关心的只有自己的快意恩仇。
但也有例外，当江湖不再平静，北京国安绝不会任人鱼肉。2004年10月2日，在当赛季第14轮中超比赛中，北京国安客场挑战沈阳金德。因为对当值主裁多次“误判”不满，北京国安以最极端的方式——罢赛，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中国职业足球这个江湖并不大，北京国安虽然是个独行侠的角色，可对江湖中那些猫腻绝不会不知。让人意外的是，从不抱团的北京国安，在这之后受到了多家中超俱乐部的支持。连同北京国安在内，共7家中超俱乐部联名要求中国足协进一步推动足球职业化改革。
罢赛事件后多年，北京国安一直承受着舆论压力，事情的真相直到5年后才水落石出。
2009年公安部开展对中国足坛的反腐扫黑行动，裁判员周伟新被带走调查，他就是当年导致北京国安退赛的当值主裁。2012年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周伟新被判3年6个月有期徒刑。入狱后周伟新面对央视镜头承认，2004年执法沈阳金德与北京国安的比赛时，收受了来自沈阳金德领队刘宏的贿赂。
但其实在2005年周伟新的问题就露出了端倪，当年中国足协向国际足联申报2006年国际级裁判员名单，包括周伟新在内的4名中国裁判被国际足联驳回，失去了国际级裁判员资格。
江湖中也并不总是刀光剑影，偶尔也会温情脉脉。2008年中超联赛中，北京国安主场对阵武汉光谷时，国安球员路姜因对方球员李玮峰踩踏自己，情绪激动下做出锁喉举动。赛后，中国足协对两人分别做出禁赛8场的处罚。武汉光谷因此宣布退出中超联赛，立刻解散球队。此后，双方球迷一直火药味很浓。
2020年初，武汉爆发新冠疫情。北京国安远赴泰国参加亚冠联赛时，反复与亚足联沟通，希望更换球衣的胸前广告，表达对武汉同胞的支持。亚足联最终同意了这一请求，不过表示将会把这次更换广告，算在每队每赛季可更换两次亚冠胸前广告的范围内，换言之北京国安之后再换回原胸前广告，就用完了这两次宝贵的机会。
最终，北京国安在泰国连夜找到工厂，将胸前广告更改为了“武汉加油”。之后国安球迷也行动了起来，不少国安球迷是医护工作者，纷纷主动请缨去武汉抗疫。还有更多普通国安球迷，筹措各类物资送往武汉。
不过不少北京球迷并不希望由此改变两地之间的足球关系，“我们这么做，是因为足球绝不只是局限于赛场之内，更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我希望以后在赛场上，武汉队和武汉球迷还像原来那样，跟我们剑拔弩张，那才带劲！”一名北京国安球迷组织的成员，在为武汉筹措物资后如此说。
07
名字
2017年中赫集团入主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以增资扩股的方式，成为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大股东。其实同“国安永远争第一”一样，这也是个偶然事件。
2016年中信集团对旗下业务板块进行调整，将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从中信国安集团剥离，成为了中信集团一级子公司，与中信国安平级。
虽然与中信国安集团不再有关，但中信集团并未更改北京国安的队徽、队名和主场队服颜色。其实中信集团如果想更改，也师出有名，因为北京国安最初的队徽和队服，都是与中信集团一致的红色。是后来俱乐部内部开会，认为绿色代表生机勃勃的朝气，才改变了颜色。
“现在俱乐部，中信是100%股东。虽然已经改制了，我为什么还一定要用绿色，为什么还叫国安，还用这个队标呢？因为这是我对北京足球的一种热爱、一种情怀，或者说是一种责任。”罗宁在2016年的媒体座谈会上，对媒体如此说。
尽管国安俱乐部成为了中信集团一级子公司，但中信作为央企，对俱乐部的投入不能随意扩大。在当时中超军备竞赛的大背景下，北京国安的竞争力开始下滑。为了尽到自己的责任，罗宁始终在为北京国安寻找靠谱的新东家，乐视和蚂蚁金服都先后成为候选者。
甚至蚂蚁金服一度进驻国安俱乐部，完成了相关背调。当时北京国安内部员工都相信，蚂蚁金服将成为俱乐部新东家。可最后一刻，中国足协认为蚂蚁金服控股北京国安涉嫌交叉持股，否决了这一方案。
在足协限期的最后一刻，中赫集团董事长周金辉在与罗宁开会探讨其他业务时，罗宁想起周金辉也是个球迷，便问有没有兴趣控股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对于任何球迷来说，能把FM游戏搬到现实中，都是巨大的诱惑。中赫集团也没多想，直接拿着蚂蚁金服与中信集团拟定的合同，让法务捋了一遍就签了字。
中赫集团成为大股东后，俱乐部更名为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不过中赫与中信一样，继承了对北京足球的热爱、情怀和责任。新任俱乐部信任董事长周金辉表示，如果未来足协要求改名，俱乐部会去掉“中赫”，留下“国安”，因为这是俱乐部的历史和基因所决定的。
2021年，中国足协提出俱乐部名称中性化政策，按照相关要求，俱乐部如果想要留下“国安”二字，二股东中信就必须退出。时间紧迫，在找不到合适企业接盘的情况下，中赫集团收购了中信集团手中36%的俱乐部股份，100%控股俱乐部，俱乐部名称也再次改回“北京国安”。一番操作下来，实际上是中赫花钱去掉了“中赫”。
时至今日，中国足球顶级职业联赛的球队中，依然保持着最初名称的球队只剩四支，分别是长春亚泰、山东泰山、上海申花和北京国安。对于有些人来说，名字无非只是名字，改与不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赢。但对于长春、山东、上海和北京的球迷来说，名字不只是名字，亚泰、泰山、申花和国安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切、是生命、是信仰。
08
连接
“没有球迷，足球什么都不是。”这是曼联传奇主帅巴斯比爵士的名言。
在疫情之下，全世界所有足球俱乐部先后体验了没有球迷的比赛是什么样，对这句话都感同身受。中国足球在疫情之下更是不易，中超联赛连续三年以赛会制的形式展开，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国内职业俱乐部都迎来了寒冬。北京国安也不例外，由于没有主场，损失了不少收入资金流动性严峻，外加北京国安在北京没有训练基地，三年来休赛期只能不断漂泊于北京各处。
足球比赛更像小剧场中的相声，而不是大银幕里的电影，球迷的实时反馈对场上的球员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足球比赛是球员和球迷共同完成的，双方缺一不可，因此才会有魔鬼主场现象。
北京国安的主场工人体育场，历来都是中超的魔鬼主场，任何强敌来到这里，都会被淹没在近6万人所营造的声浪中。甚至很多小球童，在被牵着走出球员通道的那一刻，会被工体的山呼海啸吓哭。
对手会在工体感受到恐惧，但国安球迷却觉得工体像“家”一样，甚至称工体为“北京最后的四合院”。北京大多数四合院住的已经不是王公贵胄，而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四合院就是他们茶余饭后最主要的公共娱乐空间。虽然也免不了磕磕绊绊，意见相左，互相看不惯，可到头来终究是远亲不如近邻。
工体这座四合院的意义，就在于给所有热爱这座城市、想要融入这座城市的人们，提供了自带统一话题的城市公共空间。
套用一句互联网大佬的话，北京国安和工体要做北京城的连接器，连接的不只是球迷和球队，连接的更是人与人、心和心。
然而想要让所有“家人”时刻满意是不现实的，毕竟世上没有常胜将军，何况在成绩之外，俱乐部的服务也不可能尽善尽美。2018赛季北京国安再次拿下足协杯冠军，第二年俱乐部年票销售火爆，然而由于数据库出了问题，很多符合购买资质的球迷莫名失去了资格。俱乐部官方微博因此被球迷们刷爆。
俱乐部董事长周金辉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相关负责人，只说了一句话。“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让所有符合资格的球迷买到年票，必须让球迷满意！”
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在中赫集团入主后，一如既往地重视球迷，做了不少与球迷有关的调研和采访。不少三四十岁的老球迷，谈起自己当年如何爱上足球的，说法都出奇一致——“那时候我们就在家门口胡同里踢球，摆两个书包就是球门。”
足球能够成为世界第一运动，背后有许多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参与足球运动的门槛足够低。哪怕连球都没有，几个小伙伴围在一起踢瓶盖，都能玩得不亦乐乎。可偏偏在如今的城市里，尽管马路越来越宽、人流越来越拥挤、小汽车越来越多，甚至条件优秀的人工草坪足球场也远多于过去，我们却再难以见到家门口胡同里踢球的孩子。不是如今的孩子们不再喜欢足球，而是没人去为他们创造在家门口踢球的环境。如今胡同里的人流车流密度，远超几十年前；如今的足球场数量的确多了，可密度呢？恐怕还差得远。
英国首都伦敦拥有2600多块足球场，北京截至2017年共有1270块足球场，其中还有970块在校园之中。伦敦的人口还不到北京的一半，城市面积更是只有北京的1/10。
2022年年底工人体育场完成改造复建，新工体抛弃了此前的场院概念，打掉了连接球场和街道的所有围墙和大门，重新从物理意义上融入这座城市。新工体还取消了所有地上商业部分，打造了10万平方米城市体育公园，希望给附近的孩子创造更多在家门口踢球的机会。
2022年12月29日，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迎来了30岁生日。三十而立，北京国安最大的成就不是那些冠军奖杯、荣誉历史，而是以工体为家，承载了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连接了这座城市中万千的心灵。没有这些，越光鲜的成绩稍一褪色便越只剩喧嚣。
北京国安的而立之年，他们的主场工人体育场也迎来了新生。目前新工体即将投入使用，从设计图上看，新工体不再有北门儿，但按照规划新工体却始终打开大门，重新融入街道、社区和北京这座城市。这座体育场就像这座城市一样，似乎在诉说着：“寒风中的快递员和外卖小哥，欢迎你们来新工体；奋战至今的医护工作者们，欢迎你们来新工体；开麻辣烫店的小夫妻，欢迎你们来新工体！欢迎所有爱这座城市，并为之付出过的人们，来新工体！最重要的事，那些绿色的身影们，欢迎你们回家！”
2023年，希望所有热爱生活、热爱足球的人们，我们新工体不见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