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于微信公众号《金靴文化》，作者欧洲金靴

简单写写吧，一些回忆和个人理念的坚持。

写到哪算哪。

2007年7月上旬，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率班子视察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情况。

彼时，距离这位新书记履新沪上不过四个月，足见航运中心重要性。

作为万众瞩目的长三角重要海运物流“新码头”，上海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当时的规划是拥有780米黄浦江岸线，总建筑面积达到55万平米。

而在其众多投资方和建设方当中，最主要的企业是上海国际港务集团，上海市国资委直属国企，简称上港集团，拥有航运中心一半的股权权益。

根据蓝图构想，航运中心建成后，将与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连成一片，形成向西与外滩金融街区相接，向南与浦东小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隔江呼应的「金三角」格局，彻底打通上海、长三角作为全球顶级航运中心联通东北亚全海域海上作业的物流业态。

在视察的过程中，市委书记不断询问工期、投资回报、工人待遇，陪同的一位上港集团高管则全程详解，对答如流。

此时，距离这位同志正式成为上港集团党委书记还有四年，而距离他第一次走上滩头、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中光荣的上海码头工人，已经过去三十余年。

我是1973年从中学毕业，听着样板戏《海港》到上海港工作的。那时，做一名海港工人是很伟大很光荣的事，而我能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感到无比自豪。

他就是陈戌源。

当时陈戌源所在的是上海港最繁忙的15号码头，根据上港许多老人对他的回忆，“年轻人，勤快、开朗、干劲足”。

年轻时的陈戌源热爱文学，性格不算开朗，但口才和文笔极佳。

据工友回忆，他经常在工歇之余读报写诗，还曾以“荒原”为笔名在集团内部报刊《上海海港报》上发表过以青春、奋斗为主题的诗歌、散文，在集团内部文名颇佳。

于一线工作没几年，陈戌源拿起了笔杆子成了集团办公室专职秘书，后又凭借优异的做工经历和出色的文字能力，步入中年时被逐级调至上海港务局团委工作，逐步进入管理层。

这对于一个家室普通、并无背景的工人而言难能可贵。

1997年，陈戌源从上海海运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毕业，获得了高级经济师职称，这为他进一步谋划上海港的扩大建设奠定基础。

正是在他的力主之下，集团在那个历史洪流激荡的关口一方面解决了冗员问题，又引进大量外资。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企改革的浪潮中，陈戌源面对旗下各船舶公司冗员、“一坑多人”、裙带编织等问题，承接上级指示、一口气裁撤了18000多名员工，但是在“完成指标”之后，又超标给予了这些工人家庭补助和福利，其中许多工人退休之后依然享受着上港集团的待遇。

那时，上海港一共有56000名员工，黄浦江沿线两桥之间港区的员工有18000人，因为结构调整，这些员工面临下岗。18000名员工的背后就是18000个家庭，每个家庭按3口人算，这次结构调整涉及50000多人。当时我在集团任主要领导，负责这块工作，对我来说，这是沉甸甸的责任。

记得那一年，十六铺码头300多个员工来到集团总部，向我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面临转岗失业，今后的生活怎么办？”第二个问题：“我们这些人都很年轻，相当一部分人只有40岁左右，我们要再就业，为什么不能提供新岗位？”

说实话，这样的问题，不用他们张口，我都是能想到的。后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上海港从此由黄浦江逐渐走向了长江、走向了海港。

如果说我作为国企干部，在一生中有什么亏欠的话，我至今仍觉对这18000多名员工深深亏欠。

最令我感慨的一点，就是这些员工大部分都是“老三届”，一辈子的青春献给了码头。这批人历经苦难，他们为整个上海港的结构调整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到今天，这18000名员工基本退休了，我们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比如所有下岗员工全部享受退休员工的退休工资、每年安排体检、每年发年终奖……我就是想尽量抚平他们受伤的心。

也是在那一阶段，陈戌源做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反对外企降低工人薪水，鼓励上港员工集体持股。

所谓的“外企”，其实主要是以李嘉诚为代表的港商。

当时李嘉诚看中了陈戌源治下拔地而起的洋山港，但却又不愿意给上港工人对标欧美大型港口工人的高工资，这让陈戌源无法接受。

双方的谈判僵持不下，陈戌源没有因为当时迫切需要投资和技术就选择放弃员工的利益。最终，在考虑到公司的长远利益的情况下，李嘉诚方面妥协，同意了陈戌源的要求，双方也签订了合作条约。

洋山港可以说是陈戌源的“心头肉”，也是事实上他作为上港领导最重要的政绩。

依照我国当时的技术以及发展水平，修建深水港其实非常困难，且需要很大人力物力，而陈戌源在与集团专家和工人们反复商议决策后，毅然领着几千个工人风餐露宿、修桥铺路。

凭借着坚持不懈，在国内乃至亚洲范围内没有任何前例可参照的情况下，陈戌源和他的工人们靠着纯粹人工的动力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建成了洋山深水港。

2005年，洋山港一期工程宣布完成，令上海港名声大噪、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港口。自2010年开始，至2022年上海疫情之前，上海港的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期间从未旁落。

2011年，备受工人拥戴、被称为“洋山铁人”的陈戌源成为了上海港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这也是他仕途的巅峰。

2014年，根据国家国企改革的相关要求，上港集团内部开始酝酿管理层持股，并做了一份管理层持股的方案。

但是在会上讨论方案时，陈戌源提出：

管理层持股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还要发动员工，让员工也全员持股。

这种与西方MBO背道而驰的改革意见在集团内部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其阻力之巨，不亚于他决定投资足球时。

当时，所有的员工都是动用自己的储蓄，把“真金白银”拿出来。他们在二级市场购入公司股票，锁定期为三年，三年以后也许涨，也许跌。如果跌的话，那我们可能成为员工利益的罪人，这个风险很大。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坚持，上港的发展是每一个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能只有管理层持股，必须要有员工持股。

上港集团有72%的员工参与了员工持股，他们既是员工，也是股东。大家出钱买了公司的股票，每年享受公司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员工持股计划推行以后，整个集团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过去员工不关心股票价格，现在每天都看，因为每一天的股票变动都与他的切身利益有关；第二，现在每次职工代表大会，凡涉及集团重大事项，员工都积极发表意见，建言献策；第三，进一步激发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也正是因为“人人持股”的企业文化，自2012年开始投资足球、并在2013年前后正式收购徐根宝的东亚足球俱乐部之后，上港俱乐部一直保有“员工观赛助威”的传统。

尽管这在足球领域、特别是“看台纯粹性”的层面始终存在巨大争议，我个人也并不赞同这种做法，但希望每一笔投资惠及员工的思路，确实贯穿了陈戌源执政上港集团的政治生涯。

足球虽然是一个体育事业，但是和整个企业的经营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你们想一想，上港投入足球，既增加了社会知名度、美誉度，还能进一步提升整个集团的市场竞争力，提升股东价值，这本身就是发展。

直到昨天中纪委官方发布公告，许多上港的老员工都十分震惊，表示“不敢相信老陈会倒下…”

三年半前，2019年8月末，已63岁、临近退休年龄的陈戌源卸任上港集团一切领导职务，只身从上海来到北京，成为了中国足球协会历史上第一位体育系统之外的「专职主席」。

坊间传闻，在改革风浪中走马上任的老陈头，是带有“尚方宝剑”的……

而后续三年多来的多项施政措施——去金元化、去归化化、去高薪化、中性名化——也表明陈戌源确实在对中国职业足球“动刀子”时握有一定实权。

只不过就今天的现实来看，这柄所谓的“尚方宝剑”实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把双刃剑，决定其刀刃向内还是向外的，或许不过是取决于陈戌源执政足协的成绩罢了。

应当看到，陈戌源在足协的三年执政完满地契合了中国的三年抗疫历程，这使他治下的各级别职业联赛、青训赛事与重中之重的国家队冲击卡塔尔世界杯任务，始终在动态清零的大方针下“戴着镣铐跳舞”。

两年多前，2020赛季即史无前例的“疫情赛季”结束后，陈戌源曾如释重负：

中国足协应该尽全力去把联赛办好，让这次联赛能让老百姓看到中国足球的进步和希望……这次考试必须合格。考试不合格，那证明中国足协无能。

早在2020年春天时，接受央视白岩松采访的陈戌源第一次直接告诉了外界：今年的2020赛季，要搞赛会制。

所有人都知道赛会制对赞助商权益、球队球员生理心理考验（折磨）、球迷观赛限制和管理成本（时间、经济、人力）这些因素的损饬消耗有多大，但是对于管理者而言，当年度的一切工作考量都要让位于一个硬性指标：常态化防疫管控。

在那种情况下，中国足协协同苏州、大连两个赛区工作组，通过包下整座酒店和划定活动蓝区的方式，将中超锁死成了一个孤岛。

事实证明，对比彼时欧洲反复无常、原始毒株肆虐、直到2020赛季中国联赛结束都还在不断发酵的足坛新冠事故（苏亚雷斯、伊布、C罗、萨拉赫这样的巨星均无法幸免），中国联赛在顺应体制的大环境下，成为了那时世界足坛的“防疫标杆”，全程没有一位球员发生感染。

某种程度上，陈戌源在政策束缚下仍完整举办的中国职业联赛并非“孤岛”，而是沙漠中的绿洲。

逾两亿人民币的总成本，两大赛区共33784人次的核酸检测，最终决赛（广州恒大vs江苏苏宁）达到将近1万人的入场观众规模……

从防控疫情的管理和基本保证赛制公平的前提下，疫情之中，新一届足协班子配合着超过千人的赛区工作人员合力打造了一季特殊的中超联赛，并以此为龙头带动了中甲和中乙的顺利“复工”。

联赛开始之前，中国足协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一个确保、两个力求(力求整个赛事健康、有序，力求联赛公平、精彩，确保联赛中不发生一起疫情感染事件)，现在来看也总体达到了目标。

要我对联赛做一个概括性总结的话，有两句话，一是体现了在我国的防疫形势下，体育产业复工复产，足球作为标志性项目复工复产，顺利推进，对展现我们国家的大国形象，展现中国人民抗疫的信心，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展示作用；二是中国足球人没有辜负老百姓对中国足球的期待，大家从俱乐部也好、运动员也好，教练员也好，包括社会各界，大家都为复赛倾注了很多精力，保证了整个联赛的顺当进行。

至于此后疫情进入奥密克戎时期但联赛依旧无法开放的困境，这显然不是陈戌源能够参与决定的层级，包括足球在内的各领域只能服从政策。

我一直说，足坛内最希望动态清零结束粗暴一刀切的人，不是球迷也不是俱乐部，而恰恰是足协与陈戌源本人。

观众迟迟不能入场为俱乐部贡献票房，赛程被不断压缩导致中超与亚冠撞车（亚冠参赛俱乐部只能派梯队出境、又导致惨案连连、中超亚冠名额缩减），这些难道可以说是顺陈戌源之愿吗？

同时，除了疫情困局，金元时期遗留的俱乐部财务爆炸风险也在威胁着联赛秩序。

特别是陈戌源2019年8月上任之时，适逢建国70周年大庆，在明里暗里“不允许有俱乐部中途解散”的维稳高压下，2019赛季开始对于过去多年金元浪花中吹起的欠薪高债泡沫，陈戌源也是手捧烫手山芋的姿态。

2019赛季中期时，面对媒体不断爆出的中甲/中乙各俱乐部欠薪欠税的新闻，中国足协始终没有公示上半年的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的工资流水，个中缘由不言自明。

考虑到社会维稳需要，以及2019赛季下半程的运行秩序、社会影响、中甲/中乙联赛形象、职业足球招商引资吸引力等因素，2019赛季中期竟无一球队遭遇解散……

但实际上，该爆的雷，处在夹缝中的陈戌源一个也捂不住。

我当时也深入调查做了太多报道，这里不多赘述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老陈头可称足协史上最悲催的主席——至少，是执政环境最差的主席。

一方面是足球之外的抗疫掣肘，另一方面也有国家大政“船头转向”的剧烈波动——2020年秋天“三道红线”划下，被称为“房地产联赛”的中国三级职业联赛立刻在本就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进一步雪上加霜。

毋庸讳言，中国足球的改革与中国全局的演变是同步一致的，这也是陈戌源在2019年那个时间点上任的合理性之一。

社会层面国家的“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与足球行业足协的“扑灭金元泡沫虚火”，形成了高度统一，即陈戌源所谓的“尚方宝剑”。

由此，“公益联赛”概念的提出，禁止异地搬迁规定的出台，中性名政策的颁布，限薪令的进一步强化，对无血缘归化球员的驱逐，对旧时代一家独大的买办企业及其资本附庸的清算……这些都应证了时代层面的必要性。

熟悉我的同志也应该了解，这三年来我已经解读、称赞、普及过太多次这些刮骨疗毒式的施策，直到此时此刻，我依然不改变信念，依然为之摇旗呐喊。

“公益足球”的观点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公益足球”其本身就应该是职业足球该有的样子。

只不过，中国的所谓“职业足球”从一开始就缺乏群众基础、从1994年所谓的职业化伊始就实质沦为一帮企业私家球队竞相角逐的民企舞台。

所以，时至今日，反倒让习惯了被企业统治的足球媒体与球迷接受不了“公益足球”的内核。

事实上，近年来第一个提出“搞公益足球”概念的，并非是陈戌源，而是罗宁，北京国安俱乐部前任董事长。

正如第一个严辞控诉金元足球、主张大力限薪的也并非是陈戌源，而同样是罗宁。

约七八年前，罗总就公开指出：

现在球迷都说球员的薪水高，球员的薪水是怎么上去的？中超联赛和中国足协一直都有限薪政策，但为什么有些球队打破了当年的限薪要求后，足协没有处罚？足协不处罚，别的俱乐部怎么玩？只能跟进，最后大家一起把市场玩坏，现在这个样子，根本不符合市场规律。

只是，在那个泡沫满天飞、媒体的嘴巴被钞票塞满、球迷的双眼被巨星迷晕的年代里，声称“国安就是买来梅西也没什么意义”的罗宁，没有任何正面的舆论形象，直接被南方系媒体扣上了「吹牛逼」的恶帽。

此番公共画像，倒是与今日的陈戌源别无二致，对陈主席口诛笔伐的媒体与当年对罗总冷嘲热讽的笔杆子，是同一副阵容。

然而所有反对公益足球的人、甚至动辄言称“难道用爱发电”、“不让资本家赚钱，人家凭啥投资”的人，都陷入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怪圈：将“公益”与“赔本赚吆喝”划上了等号。

试问公益基金难道不赚钱？公益彩票难道不赚钱？但它们依然是公益的。

因为，它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如公益彩票的宗旨和实际用途：筹集社会福利资金，兴办残疾人、老年人、孤儿等福利事业和帮助有困难的人——这是中国福利彩票必须坚持的发展方向和公益方向。

足球，同样如此。这才是陈戌源在接受央视采访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而不是被断章取义的媒体和情绪上脑的极端球迷所曲解的“公益＝施舍”。

公益如果被解读为“施舍”、“免费慈善”，那么这既辱没了公益事业，也有意无意间抬高了那些涉足公益的资本家的形象——这倒确实是资本家们所渴求的舆论方向。

从球员和行业的角度说，严重脱离社会的薪资标准以及由此带动的可预见风险（行业薪资重负导致的巨额欠薪与球队解散）也必须被颠覆，特别是中国足球在金元时代被腐化的价值观、球员之于社会丑陋的形象与低劣的地位，都需要得到扭转。

执掌上海上港时，他就有强调：

我在这里真诚告诫所有球员，足球是高尚运动，不要让金钱给玷污了，扭曲了。如果以金钱放在第一位，职业生涯不会有前途，一个人真正的脊梁骨是信仰和理想。

执政中国足协时，他又有痛陈：

各级国家队已经15-20年没进入世界大赛，我们俱乐部的投入，是J联赛俱乐部的三倍多，是K联赛的10倍多，球员薪酬是J联赛的5.8倍，是K联赛的11.7倍！我们难道还不觉醒？我们难道良心已死吗？我们难道还要继续生存在这样的足球环境中吗？

由此，主抓国家队作风建设的他，会在国足比赛前要求全员进行政治品格教育，不忘初心，心系国家和球迷。

甚至，他还一度取消了国足海外比赛的包机。

根据陈戌源自己的吐露，国内联赛的限薪令不仅是足协方面的意见，更是诸多俱乐部老板共同向足协谏言而产生的新政，除了务虚的道德再教育，务实而言，老板们本身也急于逃脱过去十年金元时代的重压。

再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早在2015年中央深化改革小组推出《足改方案》时，中性名、股权多元化就被提出，这么多年早干嘛去了？何故等到五年后却又指责是新上任的陈戌源“不给民企俱乐部活路”？

三道红线可不是陈戌源划下的，动态清零可不是陈戌源命令的，尤其——你恒大、苏宁、当代、富力、华夏幸福等民营企业经年累月欠下的骇人债务，可不是陈戌源加给你的。

自己把自己玩死了，然后推锅给中国足协，这很没品。

风光时要政府（足协）离自己远一点、少管少插手，落魄时又要政府（足协）救自己快一点、多担多兜底……

这就是那群资本家们的“职业素养”是吗？

所以，现在明白为什么陈戌源班子这三年来迟迟不动所谓“职业联盟”了吧？

不必把职业联盟当成中国足球的救世主。因为它的作用仅仅是让中超更市场化，且中超又确实是可以市场化的，仅此而已。

这也正是为何2020年上半年富力集团董事长张力带头、伙同一众民企俱乐部向足协逼宫、加速建立职业联盟时，包括上港、鲁能、泰达等国企俱乐部均没有参与。

对于球迷阶层而言，事实上在中国足坛，球迷与资本的距离远远要大于球迷与官僚的距离。

如若资本掌权，这对于赤心诚胆的球迷真的就是好事儿吗？

金元十年随着新兴巨鳄资本的涌入，资本伤害球迷的事儿还少吗？

我们看到的是，某些原本此前上座率爆棚的主场，由于资本的插手看台，而逐年失去战斗力、甚至诸多Ultras组织被集团强行取缔；我们还看到的是，某些球队球迷之间由于数年恩怨而结下仇恨，但是双方俱乐部的母司却全然不顾球迷情感，不仅公然进行球员交易、甚至还在敏感比赛时涉嫌大打默契球……

一直以来，中国足球的一大问题就是文化的缺失，其根源便是急功近利。而文化缺失的首要表现则是对球迷阶层的漠视、玩弄。

任何时候，国家性运动的秩序一旦发生动荡，孤弱无力的球迷和很多中小俱乐部能依靠谁？是依靠吸血不知冷暖的资本，还是依靠党和政府层面的出手？

过去十年的中国足球已足够明确：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资本家也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收益与增值。

所以，不必鼓吹西方足球可以建立职业联盟，西方国家的球迷文化已成庞大规模，不论是某些硬性的会员制，还是软性的球迷经济贡献（票房、周边消费），球迷钱包的重要性都是俱乐部营收绝对的“大头”。

因而西方足球哪怕再怎么高度资本化（建立联盟），也依然会尊重球迷（的钱）。

但是中国呢？如人和集团在陕西场场球迷上座三四万，可是资本真的重视看台吗？在贵州有政策有赞助，便马上南下远走、并愿意掏钱买外援，分分钟拿到冠军（虽然最后也跑路）。

以疫情来说，空场比赛之于西方俱乐部是要命的，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俱乐部来说，恐怕是无谓，反正球迷票房贡献寥寥，甚至还能省去一大笔安保费。

这当然是不正常不健康的足球生态，此时还进一步盲目地要求“权力退场、资本掌舵”，我个人很是反感。

建立文化、深耕基层、培育足球人口，这些基础性工程是仰仗资本，还是仰仗体制呢？

资本统治足球这么多年，结果几何？香车、美女、豪宅、海滩，近十年逐渐成为了中国国脚的代名词，当某些资本控制下的媒体开始吹嘘“这十年是中国足球的黄金年代”，扬言是“资本拯救了中国足球”，甚至妄称“是资本将中国球迷重新拉回了球场”。

如果真的是“资本将中国球迷重新拉回了球场”，那我只能说这是莫大的悲哀，因为资本并不能孵化真正的「球迷」，而只会带来冲着巨星而凑热闹进场的「观众」，待到巨星离去，貌似火热的球场再度陷入沉寂。

恰似资本的无血缘归化项目，同样只能带来一心为钱的洋人，待到项目结束，这些皮肤五颜六色的货色对中国和神圣的国家队战袍不会有一丝丝的留念，退籍+重回巴西只在一夜之间——关于这个预言我早在2019年就给出过，今天高拉特之流的现实操作也算应了，狠狠打脸了那帮吃狗粮的南方系体育媒体这几年来对无血缘归化项目、对恒大品牌部的跪舔。

就此而论，由陈戌源一手提拔、享有国家队帅位历史上权限最大的李铁团队，对恒大帮的无血缘归化球员持鄙斥态度，也就很好理解。

想一想2019年夏天高拉特回来的时日，急迫似投胎，就是要卡着“在中国待满五年”的点、赶上归化的末班车，以期在2020年春天代表国足参加世预赛。

不得不提的一个点：那年8月新一期足代会召开、陈戌源即将上台的前一天，即8月21日，“旧势力”紧急出文了国家队香河集训的大名单——强行落定了归化埃尔克森、出战马尔代夫的事实。

这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新上任的陈戌源，同无血缘归化这一操作是划清界限的。

众所周知，陈戌源任上港集团董事长、党组一把手期间，而他也曾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

上港俱乐部反对无血缘归化，足球运动不能走捷径。

在2019年8月22日上台足协后，他也再次重申：

归化不会大面积！

更重要的是，一个业内“众所周知的秘密”：2019赛季初，上港俱乐部是被当时的足协领导列为集训队（亦归化队），但是被陈戌源拒绝了。

而上港拒绝旧势力的“代价”或言“补偿”，则是被迫送走武磊留洋五大联赛、接受锤炼、造福国足世预赛……

在武磊这个点上，上港为了国家（也可以说为了捍卫自身价值观与纯洁性），可谓损伤甚巨。

况且，回到归化球员的实战层面，世预赛期间，阿兰、埃尔克森、阿洛伊西奥们在有限时间进了几个球？武磊、杨旭们又进了多少球？真的无需多言。

就说被寄予厚望的中锋埃尔克森，客场打马尔代夫借本土国脚们“懂事礼让”的点球，如愿破门，并在补时阶段打进第5球锦上添花；在菲律宾的热带雨林中颗粒无收，那是最需要他攻城拔寨的一役，他却实实在在拉了胯；在广州天河打关岛，他攻进第7球锦上添花之添花；在苏州奥体打关岛，再次打进第5球，锦上添花之添花之添花……

从现实出发探讨，恐怕埃尔克森这笔归化唯一的作用，就是帮助恒大将2019赛季的联赛冠军抢到手。

彼时拒绝归化的上港无奈用阿瑙托维奇代替他，在2019赛季初送走武磊留洋的基础上进一步间接毁了卫冕大业（夏窗交易时上港仅落后国安2分、恒大6分，尚有直接对话未打）。

不禁再问：巴西雇佣军，真的很强吗？

不禁三问：中国男足的卡塔尔世预赛征途，究竟是是巴西人带着中国人踢，还是中国人带着巴西人踢？

所谓“打压无血缘归化”，打压无理乎？

笔至纵深处，再行刀锋语。

所谓针对归化，不如说是针对前朝权贵分子对中国足球的祸乱。

从2016年10月里皮团队就任国家队教练开始，“国足外包恒大”这种史无前例的恶性场景就明晃晃的在中国足坛发生，且在舆论被品牌部控制的当口没有遭到任何口诛笔伐。

从2016到2019年，是恒大集团也是恒大足球最后的疯狂，包括里皮的二进宫和卡纳瓦罗的“两肩挑”（恒大再度裹挟国家队），乃至明目张胆在2019年6月的国家队比赛日放任一众恒大国脚炸伤、三天后恒大做客八万人又奇迹般伤愈（最终客场击败上港、当赛季也成功抢下中超第八冠）………

里皮其时的二进宫，离不开恒大与时任足协主席的承诺：大力推进无血缘归化。这让里皮团队看到了打进卡塔尔世界杯的希望。

前文提到，2019年，大规模的无血缘归化项目被恒大集团正式搬上台面，且赶在8月下旬足协换届之前为所有“巴西族中国人”完成注册手续，使得埃尔克森得以率先在马尔代夫的客场化身“艾克森”出场…

原本，遵循2012年十八大后“推动促进华人华侨参与建设中国梦”的大政方针，中国体育界、包括足球界的有血缘归化是得到社会各界认可的（2017年天津全运会体育总局更是批准华侨参赛），像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这样的老牌且带有国企色彩的俱乐部，作为试点也引进了一些具有中国血统的球员。

但是，凡事一旦由纯粹的资本运作，就瞬间产生气味倒灌……

特别是在2019年8月陈戌源上任之前的足协掌门人的默许和支持下，恒大的无血缘归化开上快车道，也给陈戌源上台后造成了棘手的难题（每一份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都是需要时间和成本的）。

2019年，包括里皮父子在内的境外经纪势力参与的无血缘归化，瞬时就在所谓“为国养士”的幌子下，摧毁了中国足坛的伦理秩序，如一颗毒瘤插在了中国足球本就脆弱多病的肌体上。

然而破坏秩序者，也必遭反噬和自戕。

2019年下半年开始，不论是金融领域的爆雷还是足球领域的新班子上任，恒大的式微都是矛盾论普遍规律之体现。

事实证明，花费9亿人民币巨资打造的巴西雇佣兵，最终成了压垮恒大俱乐部自身的最后一根稻草，以致于到2021年年中（碍于违约金）连炒掉卡纳瓦罗都怯于提上草案，这哪里是许家印昔日风光无限时财大气粗的作风。

到2021年下半年，恒大几近生死存亡关头时，又通过集团亲近媒体的放风、施压、逼宫，再度就“引援调节费”的问题向中国足协与陈戌源进行舆论宣战，要求“退还”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的引援调节费。

按道理而言，这笔已经累积达16亿人民币引援调节费，确实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这外援调节费，既因为中国足协身为行政部门却没有收费许可证、又因为所谓的“足球发展基金会”受到国家《基金会管理条例》约束而不接受各俱乐部调节费名义上的“募捐”，而只能放在中超公司的户头——但这又因为足协自诩为商业社团，便又违背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的财务转移规定……

所以想要拿回这笔钱，并不算过分的想法。

但问题就在于，首先，这个调节费可不是陈戌源发明的……其次，诸多品牌部御用媒体的矛头开始指向2019年夏天没有就阿瑙托维奇缴纳引援调节费的上海海港（上港）俱乐部身上，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很低级的舆论操弄手法。

舆论所有矛头都被带节奏对准了上港集团不为阿瑙托维奇交那个“1.49亿”——然而，不会有人去关注名义上引援调节费的最终去向——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有无猫腻。

引援调节费是无法开具发票的，不开发票会直接导致上港压根没法缴纳，这倒是其一。

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个基金会，2017、2018连续两年的服务性收入竟然是数字一模一样的377358490.4元（3.77亿）；待到陈戌源上任足协主席的2019年，这项收入就秒变为0了……

难道恒大与足协上任领导（甚至是更高的体育主管部门）带头搞起的这个引援调节费项目，是“左手倒右手”？

这我不知道，就先不瞎猜了。

我知道的是，许家印是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的理事……

请问所谓的“陈戌源引援调节费争端”，还是争端吗？谁才是真正的争端？

2019年上半年，陈戌源几乎以一己之力阻止了上港俱乐部变色、抵挡住了麾下球队沦为集训队（亦归化队）的变质危险。尽管付出了贡献武磊去留洋的“代价”，但至少保住了徐根宝血脉在上海足坛的纯粹底色。

半年之后，临近退休、安度余生的年纪，却以一个非体育专业人士的历史新人的身份，伸出双手接受了组织和时代交予的尚方宝剑，去趟赴中国足协那一汪深不可测的浑水。

这把剑也许可以斩断一些旧余根枝，但烫不烫手，只有被推上前台的人自己心里清楚。

2019年8月22日，他说“功成不必在我”，这句真理。

63岁，在政治江湖是恰值壮年的年纪，但对于中国足球、中国体育政治而言，很多普世法则和人文道矩在这里都是失效的。

还记得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许多年前退出足坛时说的那句：

我原以为足球很简单，不就小小一颗球踢来踢去嘛！哪里知道，这足球里面竟然还蕴藏着如此之多的黑暗！

足代会会后合照中，当选新任主席的陈戌源却依然不在C位，而体育总局一把手那天的相关表态，同样让人脊背生寒。

是一个改变时代洪流的人，还是一枚被安置于洪流之中的重棋，可能只有自己明白，也可能只有到终点时才能领会——比如，2023年2月14日这天。

这三年半，陈戌源的横空出世、半路崛起，在某种程度、某些层面上确实相当凶狠地在这个棋盘上平衡掉了的一些蛮力，但这也等于是将他自己献给了历史。

这条路是不归路，棋子还是弃子往往不过一夜之间。

他终归是一个败者，在历史中的形象已被人为定格。

到目前为止，我依然不得而知他具体“违纪违法”的犯罪事实是什么，就常理推断，放弃极其优渥的国企老总的退休待遇，去坐万人拿着放大镜瞩目、“油水”不及港务国企千分之一的足协主席之位，这让人难以信服。

由于主办单位为湖北省方面有关组织，因而我个人认为，陈戌源的问题多半还是李铁案的延伸，尤其李铁与卓尔集团的薪资纠纷或许为焦点，但我依旧倾向于政治纪律与人事任用层面的错误。

陈戌源是否是一个贪欲之人？我不认识他，更谈不上深知，但有一个事实依然摆在新闻上：2015年7月20日至2015年9月18日，以及2019年9月25日至12月20日，上海市委第五巡视组和第八巡视组曾分别两次对上港集团党委进行了巡视，第一次为陈戌源当政时期，第二次他已经离开上港——但两次巡视结果显示，陈戌源都没有任何问题。

在大型资源国企长期担任一把手，能够做到46年孑然一身、护工奉企、秉党敬业；结果一俟进入中国足球的权力中心，仅仅三年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睹陈戌源被查就口水直流地兴奋高呼“天亮了”的人，我只能说，既不懂中国足球，也不爱中国足球，他们只是想要一个没有陈戌源的中国足球。

那里是他们的“天”，陈戌源被打倒，他们的“天”确实重见曙光，哪管中国足球黎明与否。

上一次的反赌扫黑已十三年有余，那是南勇们一生中最漫长的十年。而时光已经走到了21世纪的20年代，不禁怯问：中国足球变好了吗？中国足球官场的政治生态得到绝对净化了吗？中国足球顶层的改革步伐前进下去了吗？昔日南勇口中“中国足球未来十年也就这样了”的悲叹，得到反驳了吗？

没有人愿意给出答案，因为所有人都活在一张巨大的网里，有被网住的，有幸运漏网的；有主动投网的，有不幸落网的。

在阴沟里做一挺冲锋舟，翻船不必惊异，而败者又何止一人。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