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董杭峰）随着“新冠”在年初被归为“乙类乙管”，国内的许多生产生活模式开始趋于正常，而经历三年空场和“赛会制”的职业体育联赛也终于迎来了恢复“主客场制”的消息。对于球迷来说，最高兴的事莫过于能在现场支持自己的家乡球队，这不仅是城市归属感的体现，更是球迷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毕竟足球作为一项社会性运动，它无法独立于球迷之外存在。

但在市场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许多职业联赛和俱乐部都逐渐沦为资本的附庸，球员交易、教练解聘的新闻时常发生，当忠诚变得稀缺时，球迷文化的存在便尤为珍贵，对于足球更是如此。经历过“金元”时代的中国球迷肯定对此大有感触。鼎盛时的中超被誉为“第六联赛”，恒大两夺亚冠，不少知名球星加入中超，提高了联赛观赏性，球迷也乐此不疲。但是繁荣泡沫的背后只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联赛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以及此后三年的疫情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可即便联赛停摆、球队破产，那些可爱的球迷仍不离不弃陪伴主队直到最后。这些年我们见证了太多江苏和重庆式的悲剧，虽然我们也被“黄希扬们”感动过，但情感释放后更应该反思如何保留和宣扬球迷文化，如果球队解散成为常态，这只会让曾经拥有的美好都变成过往云烟。所以对于后疫情下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亟需找出一条平衡球迷文化与商业价值的方向，既要活下去，又要思考怎样才能活得更好。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从五大联赛和日韩联赛的经营案例中借鉴一些门道。在近期重磅上市的新书《中场对话：大国足球的反思与探索》（当当、京东均有售）中，就很详细地解答了欧洲和日韩联赛健康经营以及球迷文化培养的问题。主创团队历时三年，采访了包括里皮、斯科拉里、马加特、博阿斯、卡佩罗等在五大联赛和中超都执教过的世界名帅；以及孙继海、乐山孝志这类的基层足球青训实践者。虽然这些对象的个人经历、足球哲学有所不同，但他们对中国足球的问题剖析在很多方面都达成共识。比如奥拉罗尤和马加特都认为资方的管理混乱是导致球队陷入危机的重要原因，而里皮和埃里克森则表示青训是培养足球文化的关键方法。这些不同身份的足球从业者提供的建议与视角组成了一个宝库，而著名足球评论员张路更是直言“关于中国足球的所有困惑在可以在《中场对话》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回望国外主流联赛的发展历程，每个国家的足球之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日韩在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职业化，意甲在21世纪后由于国家经济问题逐渐萎靡，意大利足球甚至20年没进世界杯淘汰赛……但是这些联赛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足球的标杆，并反哺其国家队，一个关键点在于他们坚持最初的指导方向，要么侧重商业开发，要么侧重球迷群体，并且联赛随着时代发展循序渐进地改革，始终保持稳定的发展方向。

拿德甲举例，在《中场对话：大国足球的反思与探索》书中提到，1998年前德甲俱乐部不允许被私有化，球队是由会员协会运营的非盈利组织。而在1998年后，虽然德国足协允许俱乐部外包运营，但为了保障球迷利益，由此诞生了著名的“50+1”规则，即无论私人投资方占有多大的股份，俱乐部会员始终拥有大于50%的表决权。试想没有“50+1”，也许法兰克福会崛起、拜仁的竞争力会更加恐怖，但一定不会出现像柏林联合球迷献血捐助球队、威斯特法伦82000人看台整赛季100%上座率的“奇迹”。

一个理想化的职业联赛应该是英超的商业分红+FFP+德甲“50+1”，也就是既保证各球队获得巨额商业收入，增强核心竞争力，又要让球迷成为球队的主人。当然这只是个理想，因为巨额商业赞助意味着投资方必须拥有俱乐部的实际掌控权以此获得回报，但“球迷本位”又表明球队的实际掌控权必须在球迷群体手中，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资本家会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这无关热爱，而是人几乎都是利己的。因此这便要求联赛要在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之间进行取舍，找出一个均衡点从而获得利益最大化。

而如果把问题抛给中国足球，情况又很复杂，因为商业价值取决于联赛整体观赏性，“50+1”规则又要求本国球迷文化要根深蒂固，显然中国足球在这两方面都有欠缺。在“后疫情”时代，与疫情前不同的是球迷乃至整个社会的消费欲望暴涨，这是一个中国足球赢回球迷，扩大市场的机会。这些年尽管球队破产、解散消息层出不穷，但仍有人去探索解决中国足球的困境的方法。陕西长安竞技的创新会员制也许是一个“星星之火”，是非成败现在无法定论，只能交给历史。但无论如何，只有脚踏实地才能“球”真务实，正如白岩松对《中场对话：大国足球的反思与探索》的寄语一样，“也许问题不能因此解决，但这却是解决问题的该有态度”。你们准备好迎接“后疫情”时代中国足球的归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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