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将近一个月，广州城抗议大连人在联赛第二轮双方的比赛中，违反U23球员使用规定一事，中国足协终于给出了结果。最终，中国足协采纳了广州城的申诉请求：判大连人弃权。这一事件，对于大连人而言，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对于中国足协而言，其实也是一次提高自身管理水平的良机。因为，只要认真审视这一事件，不难发现，至少有三个方面暴露了足协管理过于粗放。

①国字号球员管理不够规范严谨

这一事件中，大连人是否享有U23政策豁免资格之所以出现争议，与其说是大连人事后想找个理由逃避处罚。不如说是，足协在国字号球员的征调管理上不够严谨规范造成的。

本案出现后，大连人曾经为自己辩护，认为单欢欢在U23国足集训期间受伤，应该享有U23政策豁免资格。但是，足协在六月一日给俱乐部下发的执行豁免政策的名单上，并无大连人单欢欢的名字。按理说，既然有了这个名单，大连人就不能再以此为理由申诉，足协也不可能再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调查单欢欢是否应该享受豁免政策了。但，根据公开的消息，足协这次花了很多时间去调查证明单欢欢是不符合豁免资格的。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外人不太注意的足协征调管理国字号球员不够严谨规范的问题。

一位熟悉足协管理的人士告诉记者，中国足协在征调国字号球员的时候，既没有正式的征调函，征调结束后，也没有给球员所在俱乐部提供正式的球员在征调期间的书面报告。但是，国际球员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不仅有正式的征调函，而且征调结束后，国家队也会向俱乐部出具正式的报告。报告的内容除了球员的健康情况，还有球员的情绪等描述。如果球员在征调期间受伤，国家队还会出具伤情的医治情况介绍，以及未来注意事项等等。显然，这样可以加强国家队与俱乐部之间的沟通，保持双方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如果中国足协有征调报告的机制，那么单欢欢这次返回大连人，足协就会立即向大连人俱乐部提供正式的情况说明。其中应该会包含单欢欢伤情治疗恢复情况以及未来球员需要注意的事项等等。这不仅是对球员和俱乐部负责，也是对U23国足负责，只有国字号与俱乐部队密切合作，才能尽可能地帮助国字号球队随时征调到可用的球员。另外，因为单欢欢回到俱乐部时的健康情况，对于认定大连人是否在六月份开始的中超联赛中拥有U23政策豁免资格非常重要。那么，足协在征调报告中，也一定会把单欢欢不能享受豁免政策的理由解释清楚。

但是，中国足协并没有这样的征调报告。导致了此案发生后，大连人和中国足协在单欢欢回到俱乐部时健康情况出现了严重分歧。俱乐部认为单欢欢返回俱乐部后仍然无法达到上场标准，仍然在康复过程中，等于仍然在征调后的治疗中，所以应当享受豁免政策。但是足协却坚持认为，五月中旬单欢欢返回俱乐部后已经康复，所以六月份开始的联赛单欢欢已经可以上场，大连人就不能再享受豁免。因为之前没有正式的征调报告，足协后来向大连人提供了一份给单欢欢治疗的某康复机构出具的报告。但是这份报告得不到大连人队医的认可，实际上单欢欢的确在本案之前的联赛都没有上过场。另外，这家康复机构也并非中国足协公示过的合作的权威机构。作为听证会的证据不够严谨。

至于有人质疑大连人为何在本案之前没有向中国足协申请恢复豁免权，这可以说是大连人的一个失误。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中国足协在国字号球员征调上的不够规范严谨的硬伤。毕竟，足协作为中国足球的管理机构，只有自身严谨规范，才能提升整个行业的管理水平。换言之，大连人在管理上的疏漏损害的也只是自己一家俱乐部的利益。中国足协管理上的硬伤，每家俱乐部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最终损失的是中国足球的利益。

②U23政策执行存在重大漏洞

针对第四官员没有尽责提醒球队注意U23政策，导致了换人出现错误，这次大连人在为自己辩护时，特意提供了德甲联赛和中超联赛出现过的两次场上出现12人的案例。这两个案例，结果都是判第四官员的责任，而不是球队的责任。值得一提的是，德甲的那个案例，也是因为球队在换人时报错了球员的号码导致的。但是，德国足协最后认定第四官员是主要责任，因为他才是负责维护比赛规程的现场责任人，球队的错误不是主要的，所以并没有惩罚球队比赛弃权，尽管错误是由球队而起。而中国足协对于类似的那个案例的判罚理由则是，出现12人在场上的错误，并没有影响比赛结果。

按照以上两个判例，大连人也不至于遭遇如今的重罚。首先，本场比赛的第四官员才是主要责任人，尽管错误是大连人引发的，但是最终是他有义务却并没有保护好规则。其次，这个错误对比赛的结果也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但，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问题是，中国足协的U23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并没有享受与国际足联比赛规则同等的待遇。换言之，中国足协认为第四官员要对场上出现违反国际足联规则的情况负责。比如，场上有球队出现12人的情况，就需要第四官员负责。但是，在中国足协裁判执行层面，U23政策并没有被列为与国际足联规则同等重要的地位。有知情人告诉记者，有时候也会要求裁判提醒球队注意U23政策，但是这不是强行的要求。毕竟，在紧张的比赛中，第四官员也可能一下子搞不清楚这个政策的执行情况。用这位人士的话说，德甲那个判例，是有法可依。但，U23政策对于裁判而言却“无法可依”，这不是国际足联规则范围内的。所以，出现违规的情况，四官就不会成为第一责任人。这个潜规则，对裁判是一个保护，毕竟这个政策对裁判的工作压力也是很大。但是，所有的压力都归给了球队。

正是因为U23政策在执行层面存在这么大的漏洞，才导致了大连人不能根据之前的判例来为自己维权。

③听证会缺乏专业性形同虚设

这次听证会前后长达将近一个月，是极不专业的。因为联赛期间的听证会，每一个结果可能都关系下一场比赛，需要尽快给出权威的结论。

大连人主教练谢晖当年在亚琛效力时，曾经也曾经参加过一次听证会。在亚琛2比1战胜柏林网球的比赛中，谢晖创造了一个点球，但是赛后，柏林网球向德国足协申诉谢晖假摔，这个“红点套餐”是裁判误判，要求收回该队造点犯规球员的红牌，并处罚谢晖。比赛次日，德国足协就进行了听证会。因为涉及到裁判的问题，德国足协作为裁判的管理方，为了避嫌，就邀请了四名前职业球员以及两名律师一起参加听证会。最后通过听证会，这六名独立的专业人士，帮助德国足协做出了驳回柏林网球申诉的决定。如果，那场听证会拖延一个月，显然就会影响后面比赛的公平性。

但是，从公开的信息看，这次大连人案件的听证会，都是足协在提供证据，那家康复机构作为第三方虽然也参与了听证会调查，但毕竟不是足协事先公示过的权威合作机构，权威性打了折扣。德国那场听证会的六名专业人士，都是德国足协专家名单中的。德国足协会公布一份由独立的专业人士组成的听证会专家名单。赛季中，有需要独立人士参与的听证会，足协就直接从这份名单中选取专家。以此保证听证会的专业公正。甚至，如果参加听证会的相关人员的母语不是德语，德国足协还会提供母语翻译，尽可能保证听证会上法官获取的信息准确。

其实，国际足联对于判违规球队弃权是有严格规定的。简而言之，国际足联要视违规的球队是不是徇私舞弊故意为之，同时还要判断这样的违规是不是获得了重大利益，否则是不能随便判罚弃弃权极刑的。这就好比，一个高考生做错题或作弊，这两种情况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这次听证会有利益不相关且熟悉国际足联规则的律师参加听证会，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根据以往的判例，大连人受到的处罚至少就不应该这么严重。

所以，中国足协的听证会更像是一个宣布会，把结果宣布给当事方。据说，中国足协的听证会的确也有过“翻案”的情况，但并不是通过听证会“翻案”，而是听证会以外的声音导致的。所以，中国足协的听证会在专业性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总之，大连人在这个事件中是有不足的，对俱乐部而言是一个教训，将来需要在职业上多下功夫。但是，我们更不应该忽视中国足协管理上的这些硬伤。因为，这关系整个中国足球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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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作者：严益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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